早在接受访谈之前，张国焘夫妇就已经作出了离开香港的决定。1968年是个多事之秋:这年5月，法国爆发了“五月风暴”；而刚刚经历过1967年“六七暴动”的香港仍然人心浮动，世情汹汹。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在惊惧狐疑之中不得不选择远走加拿大，去依托早就移民那里的儿子。

    “文化大革命”让毛泽东成功地清除了反对者，但张国焘认为虽然刘少奇、邓小平已经下台，但是斗争仍然存在，只不过改变了些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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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张国焘

    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外交走向，张国焘认为无需过多考虑红色中国扩张的企图。因为虽然“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的外交策略一直在持续进行，比如当苏联侵略捷克时，中国曾经严厉谴责，其目的恰是使苏联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名声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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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回忆录《我的回忆》

    1968年10月21日，在香港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一次秘密的访谈正在进行。一位老人侃侃而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负责大陆事务的两位官员和一位政治分析家时而埋头速记，时而打断老人的话提问几句，而桌子上的轻便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在飞速地转着……这样的场景诡异而神秘，这位老人是谁？他们在谈什么？

汉斯·弗兰克心里一直保守着一个秘密，眼下他在回忆录里做了记述。撰写回忆录占据了他在十五号牢房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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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流

瑞典在１９世纪末还是欧洲落后国家之一，比俄罗斯还落后，瑞典社民党成立时，拿不出自己的党纲党章，即把恩格斯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二党的党纲党章照抄不误。他们的党史展览馆中悬挂的领袖照片，前三位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都是德国人，第九位才是瑞典社民党最早的领导人布蓝亭。１９２０年，社民党和人民党联合执政，就建立一批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引发经济困难，１９２４年下台。他们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于１９３２年再次上台时，一方面鼓励私人企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另一方面由政府和工会来合理分配财富，这样就用力少而见效快，竟连续执政４４年，直到１９７６年才由人民党代替。但以后２０多年中，仍以社民党执政为主，结果瑞典成为全世界人均最富国家之一，更是福利最多的国家，可说“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包办了。当然，福利太多也有副作用，但与贫穷落后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瑞典的社会主义，为了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在“社会主义”之上加了“民主”二字，即“民主社会主义”。他们的民主达到什么程度呢？法律规定，除国王外，任何人外出时都不带警卫。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几位领导人，才配给公务专车。所以瑞典的高级官员都和普通人一样，乘公交车、私车或徒步上班上街。１９８８年，瑞典前首相帕尔梅，也是社民党主席，在街上步行时被刺身亡。自此以后，才规定首相外出时可带警卫。帕尔梅不仅在国内威望高，在欧洲和世界都有重大贡献，但身后并未有纪念堂、纪念碑之类，坟墓也并不豪华，墓地只有四平方米，只是葬于被刺街道附近的公墓，竖立一块约一米高的有帕尔梅签字的鹅卵石，以便后人凭吊。瑞典社民党是执政半世纪的大党，中央党部仅６０多人，一个省委仅五六人，除了党费之外，政府只按其进入议会的人数，定额给予补贴。所以党的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选民，必须代表民意。就是对外活动，也以平等为原则，外国代表团去瑞典，团长和团员同一规格，只是团长多有一间小小的会客室。瑞典是富国，但富而不奢，不摆花架子，更不搞特殊化。也有违法乱纪的，但舆论监督很严，一经揭发，立即依法处置。

以上都是出自《一篇迟到的考察纪要》。作者杨启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副会长---- 王占阳注），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８年两次赴瑞典考察，并曾在回国途中，邀请我国驻法大使馆几位官员座谈，大家看法比较一致，但直到２００２年才发表在一份 “发行量不大的小刊物上”，也就是说，这份考察报告竟“迟到”１４年之久！如果没有吴江先生的评论，我至今也不能肯定瑞典式的社会主义。

更重要的是《考察纪要》的结论。在马克思身后，恩格斯继续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达１２年之久（１８８３－１８９５），并于１８８９年成立第二国际。列宁从１９０５年起即反对第二国际，１９１９年又倡议成立第三国际。两派都信奉马克思主义，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而作法迥异，究竟谁是谁非？《考察纪要》认为，二者的区别主要是所代表的国情不同。第二国际和社会党主要代表欧洲发达国家，可以通过选举进行和平改革，和平过渡，因此有瑞典式的社会主义，而第三国际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多是落后的专制的国家，因此倾向武装斗争……

由此看来，从前被指斥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和社会党，在过去的六七十年倒是不声不响、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也曾轰轰烈烈，并取得某些重大成就，可是所付代价太惨重了，而且难以为继。中国改革较早，成效显著，但因政治改革滞后，后遗症较多；俄罗斯改革较迟，震动较大，今后的发展如何，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不管怎样，今后的改革，都可从瑞典这类国家中借鉴。何况瑞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友好。承认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更便于双方的合作。

瑞典首相的年薪与一般工人相比，纳税后为2：1；首相住在居民区，没有保镖，出入不带随从；家中无公务员和厨师，上下班乘公共汽车或开私家车；瑞典前首相费尔丁出身农民，任职时还抽时间回家务农。

民主社会主义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瑞典的公民收入差距由20世纪50、60年代的30%下降为80年代的15%（以平均收入为100%）。一个瑞典家庭，如果妻子不工作，4个孩子，只丈夫工人，假定1978年全年工资为4600美元，加上政府补贴后，该家庭的实际收入为14117美元；另一完全类似的家庭，假定丈夫的年工资是23000美元，交税后实际拿到的也是14117美元。可见，瑞典堪称是平均主义的社会（当然，平均主义也有负面的影响，会导致懒惰和低效率，所以，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改革）。瑞典之所以平均，得益于高税收高福利；1995年，该国蓝领工人平均月收入15100瑞典克郎、白领20200克郎，其中要交所得税31%，大公司的经理则要交60~70%的个人所得税。瑞典的福利可谓五花八门，有病人津贴，父母津贴，寡妇抚恤金，妻子生活补助，医疗补助，住房补助，未成年人补贴，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免交学费，中小学生免费午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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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查同志的笑脸
文章提交者：永德

  1944年，霍查攻陷首都地拉那，开始了霍查长期的执掌国家政权的历程。1945年阿尔巴尼亚建国，并在同期举行了大选，在有90%人参加的选举中，93%的人将选票投给了亲西方的，主张自由民主的国民阵线，而霍查在国内的消灭国民阵线的政策激起了英，美的反感。为了存在下去，霍查抛出了他的笑脸以获取援助，这个笑脸丢给了他的邻居，一直为他所鄙视的南斯拉夫。霍查为了拍铁托马屁，投铁托所好，在国内四处寻找铁托所喜欢的枪支，一共找到了三支，霍查本人对也这三把枪非常喜欢，本想只请南斯拉夫大使挑一支送给铁托，但南斯拉夫大使却说铁托同志对这三支枪都非常喜欢，霍查只好恋恋不舍的将三支枪全部送了出去。在去南斯拉夫访问的时候，霍查同志被铁托的大狼狗给侮辱了下，但霍查同志仍然笑面以对。在和南斯拉夫签了一系列的条约，建立了亲密的兄弟关系后，霍查同志开始狮子大开口，一口气要求南斯拉夫援助的酒精竟然超过其国内人均需要的十倍以上，并要求南斯拉夫援助铁路、援建钢厂、援助粮食。南斯拉夫开始渐渐厌烦，而这时斯大林因为南斯拉夫的铁托不那么听话而开始关注起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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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13日，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日子，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自然要发起纪念活动，而这时候的军队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他们内中分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对于这两派的“誓不两立”，周恩来是洞若观火的，他要求在这次纪念演出中，要搞两大派的联合演出，借此消除派性，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做了类似的要求。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吴法宪、李作鹏却阳奉阴违，完全不听总政的招呼，他们麾下的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中的一派单独演出，结果造成了另一派因为不服而演变的冲斗，冲斗后来还演化成武斗。继而，以“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署名的大字报公开上街点名说肖华就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后台，把打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肖华，而且这一次炮打明显火力上要比上一次要足，肖华求见林彪、叶群不果，他愤怒和焦虑中对秘书说了这样一句话：“毛主席的话他们不听，周总理的话他们也不听。”【注86】那么，他们都是谁呢？他们哪来的胆子敢于不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呢？

我们不妨把镜头对准五·一三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些看起来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身上吧。

第一次炮打肖华失败以后，叶群和江青都没有暂停对肖华的进一步打击。肖华本人尽管出掌全军文革小组日常工作，但是，文革的官是公认的最难当，时不时就会成为出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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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办秘书张云生在1967年1月间，曾经翻看过林办存档的来往电话记录，其中他看到，江青曾经对叶群说过，揪出刘志坚以后，造反派还不满，当前群众的主要呼声是揪出肖华。【注41】这里江青所说的造反派不满实际就是她自己不满，她给叶群打招呼的目的就是要毛家湾出面配合她一起整垮肖华。江青在文革中曾经和叶群有过一个约定俗成的“攻守同盟”，江青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注42】这个惊心动魄的谈话表面上看是两个身份不凡的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实则是江青、林彪两个政治集团在谋求最大政治利益上的共同心声。而且，从后来的事态我们也能看到，举凡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上的动作，也往往是他们配合的最为恰到好处的。肖华这件事上，就有着这样的痕迹。

那么，叶群对于肖华有过什么“遗憾”呢？

叶群在私生活上的糜烂于党内很多人都不是陌生的，特别是叶群在延安时期的一些行为更让熟知她经历的人所不齿。像贺龙的妻子薛明就直接把叶群的事情给捅了出来。不过，建国后，由于林彪的地位的不断上升，叶群也成了林办主任，所以，对于叶群的往事的“回顾”淡化了很多，然而，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仍旧对叶群的丑闻耿耿于怀。

严慰冰曾经利用匿名信等多种手段揭露叶群的事情，后来还为此专门找了肖华，要向肖华汇报叶群在男女作风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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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作者彼得 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我解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同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我党的整风运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我党同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以及我党和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以下为此书节选，记录和评述了毛泽东在抗战和延安整风等事情上的言行。

1942年6月7日
只要敌人（日军）发动进攻，八路军就退到山里，避开冲突。

1942年6月10日
中共领导在表面上看来是铁板一块，实际上内部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1942年6月15日
我看，中共领导人希望得到武器，并不是为了向侵略者展开武装斗争，而是为了同国民党闹摩擦。这使东京的人感到多么高兴呀！

1942年7月9日
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其占领区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
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作是主要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1942年9月
人民对共产党的支援是不多的，并且完全靠土地政策。对群众的政治工作流于形式，也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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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领导人没有摆脱封建制度的残余。我认识一个司令员，他有两个很年轻的老婆，几乎还是小姑娘。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对此感到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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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在占领地区过冬了。而八路军部队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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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领导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华北牵制日本派遣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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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主要关心的是国民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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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网 作者：晓农

　　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一、只因会上错呼口号，团政委等17人被诬为“社民党”受到处决

　　1931年春节前夕的闽西，气候尚有几分清冷。长汀县南阳“龙田书院”的操坪上，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正在召开一个多数官兵闻所未闻、新鲜而又生疏的纪念大会——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

　　大会由军政部主任李任予主持。他操着广东口音高声讲道：“寄(这)个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他两个人创建的。他们积极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与之作了坚决斗争，在柏林领导工人起义。起义遭到失败，两个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遭到杀害，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台下的官兵们对这两个事不相关外国人，听得半懂不懂，只知道这个卢森堡还是一个女性，如果活到今天正好60岁。

　　李主任的报告结束了，台下的几千官兵，按照时兴的与会规矩，鼓起了掌。出于激情，第100团团部的青年干事吴拙哉，呼地站起身子，伸出右臂高声领呼口号：’“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跟着吴拙哉呼喊口号的只有几十个人，因为这是两句平时不曾听过的口号。对于大多官兵们来说，这事就像风吹行云那样过去了。

　　第100团的团部政治干事兼保卫干事却坐不住了，找到团政委林梅汀，说吴拙哉喊的两句是反动口号，一起喊的人是“社会民主党分子”。林政委吓了一跳，马上郑重地向对方说：“你不得乱来，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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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950年就外蒙古问题答复中国读者
来源：《人民日报》1950.02.24 作者：胡华

由于当时，许多人对于《中苏友好条约》的领土问题不满，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一些文章，现转供大家赏析。 

在一九五零年二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上，胡华(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中共党史系名誉系主任)发表了一篇大作--《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摘部分文字以窥豹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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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被区分为三个阶段，即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的“十七年”、1966年6月至1976年底的“十年”和1977年至今的“二十八年”。从“文革”研究的角度去看，就是“文革前”、“文革十年”和“文革后”三个时期。由于与这三个阶段的利害关系不同，人们对这三个阶段的看法和态度大致上可分为下面三种角度：第一种角度是基于“十七年”分别看待“十年”和“二十八年”；第二种角度是基于“十年”分别看待“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第三种角度是基于“二十八年”分别看待“十七年”和“十年”。本文不打算对从这三种角度出发的看法做是非判断和价值解说，而是试图通过这三种看法之间的相互比较，来分析“文革”对中国的现代性及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在今天的中国，多数人是从“二十八年”的角度来看待“文革”的，但也有少数人从第二种角度或第一种角度来看待“文革”。持第二种角度的人在今天已非常少见，他们的态度也鲜有显露。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持第一种角度的若干人士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地位和影响，他们的立场和见解以种种方式制约着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持“十七年”价值取向的观点认为，“文革十年”是“十七年”的反动，是把“十七年”的错误和挫折发挥或扩大到极致，“文革”本身至多是“十七年”的激进、偏执、极端的后果。今天，官式的对“文革”的态度和评价更多地体现了“十七年”的价值取向，从这种立场出发，对“文革”的反思无非为了将“文革”时期的做法纠偏和校正而已。

　　“十七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有着开创作用，而“十七年”对于“文革”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金春明把从1956年至1965年的时期看成“文革”的准备期甚至是“文革”的来源时期[1]。笔者认为，“文革十年”并非偶然，从“十七年”到“文革十年”，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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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03/08 出处：新浪博客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作为，今天的各种评论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对他的品格都是肯定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众所周知，彭德怀个性倔强、孤傲。这一性情一方面表现为他在战争中的勇敢、无畏，以及后来的刚正和坚忍；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则是横跋扈与心胸狭窄，目中无人和瑕疵必报。使用这样的贬义词形容彭德怀这位悲剧英雄颇为不敬，但为了分析他这位历史人物的种种行为因果，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回避。一个普通人具有这种个性并没有多大麻烦，然而一个政治人物则会因此使得自身、他人以致历史风云变换了。事实上，由于彭德怀长期处于敏感、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个性就成为他给别人和他自己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对于彭德怀的人品有所保留，就是从这一角度而言的。

　　我曾接触过一位从江西时代就与彭德怀很熟悉的老将军，他对彭的个人评价只有很无奈的一句话："彭总这个人呐，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尽管公开的史料中有彭与朱下棋的故事，而我还是相信这句无奈的话。至于看不起朱总司令在军内和党内意味着什么，就要牵涉到对朱总司令本人和许多高级将领的评价，那就扯远了，如有兴趣，另外讨论。在这里仅仅引用这句话让你我对彭德怀的个性从另一方面多了解一点。

　　国内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在历史上的主要标志是三件大事，朝鲜战争，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全军和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不用说了，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前两件事其实给最后一件事埋下了不少伏笔，而公开的史料很多问题避而不谈，刻意维护人物的历史形象，但蛛丝马迹还是不少。下面我就说说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和自己的分析，以作茶余饭后的消谴。

　　说到正题之前，我还想分析一下朝鲜战争的人选决策，只是题外话而已。

　　中国参战前，志愿军司令一职的人选不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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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1959-1961年茅酒产量为2079吨。其中，1960年茅台酒产量高达912吨。这个产量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贵州省粮食厅从全省各地调来原粮支援，下面是调来数字：遵义11万斤、毕节29万斤、铜仁10万斤、黔东南12万斤、贵阳7万斤、湄潭1万斤、习水10万斤、铜梓10万斤、正安1万斤、赤水4万斤、务川1万斤、熄峰1万斤、仁怀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了当年的生产。

从调入粮食的地区资料来看，上述地区中的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到当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亡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的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活活打死的1324人，关押死的200余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分别强行调出10万斤粮食的铜梓县到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千分之121.32，全县人口在1959——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毕节地区与仁怀相邻的金沙县，“非正常死亡”5.5万人。在灾荒结束后，金沙县另有遗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万余人患三病（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脱垂、水肿等）；到1965年全县五缺户（缺衣服、被子、房子、粮食、钱等）占总户数一半。

整个贵州的情况也非常糟糕，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三年饥饿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

而人祸天灾期间，1959年在仁怀县对浮肿病人每天补粮1两（16两制）、黄豆2两、菜油3钱的情况下。1960年12月27日，县委书记徐肇玉在关于安排生活意见中透露，茅酒原料1960年底到下年6月要安排360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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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设下陷阱 被周恩来称作“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Gong的党史一直宣传説，是蒋介石设下的陷阱。但事实恰好相反。

新四军政委项英与毛泽东有不解之仇。十年前，他想制止毛用血Xing暴力打AB团，毛企图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带毛泽东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直到皖南事变前夕，他对毛的批评态度不改，甚至嘲弄毛。

项英的总部有一千工作人员、八千部队，驻扎在云岭，在以千变万化的云彩和奇峰怪石着称的黄山之侧。一九四零年十二月，项英的总部是新四军唯一在长江以南的部队。毛把百分之九十的队伍都已调到江北，组成了江北指挥部，由毛的盟友刘少奇负责。项英管辖的新四军不到百分之十。

当时的毛泽东正想方设法促使斯大林同意他打全面内战，并出兵相助。爲达到这个目的，他有意把项英的孤零零的总部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早在七月，蒋曾下令新四军北上去华北，把长江流域让给国民党，当时毛拒绝执行。现在，毛令项英过江到长江以北。

过江有两条路，一条直端端北上，渡口在皖东的繁昌、铜陵，另一条朝东南方向走，在长江下游江苏南部镇江渡江。

十二月十日，蒋介石规定项英走皖东路，因爲镇江一带国民党韩德勤部正在挨新四军的打，他怕项英部队去参战。他给名义上是项英上级的国民党长官顾祝同发电报说：‘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

毛没有向蒋表示异议，二十九日，他批准了这条路，对项英说：‘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

但第二天，毛突然打电报要项英改走蒋介石专门否决的苏南路綫：‘走苏南为好。’这一路綫改变，毛没有通知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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